曾道人三尾中特书:中国经济要脱胎换骨,这件事不能做错

张维迎 原创 | 2019-03-12 16:37 | 收藏 | 投票 编辑推荐
关键字:中国经济 

98期三尾中特 www.2b07s.cn   我的题目是“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”。首先声明一点,我讲的产业政策有严格的定义,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产业政策。

  另外,我今天讲的产业政策,其目的是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,如果在收入分配或者地区发展平衡等等这些方面的政策,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。

  说到产业政策,目前的认识有误区。我们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,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测的。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,政府官员、专家学者也可能是企业家,他们能够知道未来应该发展什么,并且就这样一个前景达成共识。我们认为基于这样的产业政策,就是正确的。

  举一个例子,聪明如爱迪生这样的人也犯了两个错误,他认为交流电会赢,最后证明直流电赢了。燃油车和电动车竞争,他认为电动车会赢,实际上他也错了,燃油车赢了。为什么聪明的人也会出现错误,是因为创新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。

  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之前没有的,没有平均值,没有方差,所以不可预测,但是每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决断。但是这个判断在事前没有办法证明谁是错的,谁是对的,只有事后才有结论证明“对错”。

  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:第一,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。第二,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。第三,创新的成果依赖于相互互补甚至竞争性的一些技术,它的这个前景也是不确定的。第四,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。

  分别解释这四个方面:

  一、“技术本身是否可行”是不确定的。

  举个例子,200多年前,英国企业家威尔金森提出用铁制造船,在那之前都是木船,比水重的东西能不能漂在水上这是不知道的,当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,99.9%的人全反对,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疯子。

  100多年前,美国莱特兄弟提出要造飞机的时候,比空气重的东西要漂在空气上面,这是不是可行?当时的技术情况下,也是不确定的。所以他们实验当中反对的声音远远多于支持的声音。

  同样半个世纪前,美国二战期间要进行核实验的时候,核裂变能不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爆炸?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,只有在新墨西哥实验成功之后,才说这是有可能的。

  同样我们最新的例子——iPhone手机,当时乔布斯提出要用多点触控技术来替代键盘,包括苹果公司的技术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,这个技术也是不确定性。微软的技术人员更认为是不可能的,所以他们一直在热衷于搞手写笔或者键盘的这样的手机技术。

  二、商业上的不确定性。

  一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可行的,在商业上成功与否其实并不知道,最初爱迪生发明照明系统时,煤气照明系统已经很普及了,电力系统能不能够战胜煤气照明系统,这在商业上并没有清楚的答案。

  同样,我们知道最近比较多的例子,像英国的协和式飞机,速度非???,技术上证明是可行的,但是最后在商业上失败了。

  最近我们看到了空客A380大型客机,技术上没有问题,而且上了一百多架,但是空客已经停止再生产这种飞机,为什么,因为在商业上是没有价值的。

  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,1985年他被赶下台了,为什么被赶下台,就是因为栽在电脑上,商业上卖得不好,他遭到了董事会全体的批评否决,最后被赶下了台。

 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,是因为一个创新出现后,它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一整套的技术改进,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计算机到笔记本电脑、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,每一个后来的领导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领导者,或者前面的领导者都在下一个新一代的电脑面前变得默默无闻,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没有能够看到商业上的变化。

  三、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。

  我特别介绍一下:互补性技术。举两个特别有名的例子:交流电直流电大战,为什么交流电战胜了直流电,最重要的一个进步就是后来出现了变压器,有了变压器之后,交流电高压就是上万伏的电流可以远距离传输,然后再到使用的地方降下来了。

  如果没有变压器发明的话,交流电要战胜直流电就非常的困难。当然了,我们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出现,对于交流电的成功也非常重要。

 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,1960年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之后,他们的法律专家,专利事务的法律专家都主张不要申请专利,因为这个对于他们ATM没有什么商业机会。激光什么时候变得有商业价值呢?

  1976年康宁公司生产出了高透明的玻璃,激光根据这个玻璃就产生了我们今天讲的光纤,由此替代了原来的铜线缆,使得4G、5G成为可能,如果没有玻璃技术大的创新,这个激光就没有多大的商业可能,现在,激光可以说是无处不在,包括讲课我们也需要用到激光。

 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变化也是这样的,发动机的进步,包括传输装置以及汽油改进非常重要,如果没有这些进步燃油车要替代电动车也可能非常的难。

  四、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不确定性。

  创新是创造性破坏,创造性破坏就一定会使得一些利益受到损害,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新技术的出现,有一位技术专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,他说任何一个创新其实遇到的朋友很少,敌人很多。所以他们非常的难。

 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,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。最著名的蒸汽车,蒸汽车比火车还要早,商业上运行比较成功,为什么最后失败了,很大程度是一整套的既得利益者。

  他们向英国国会游说,英国国会出现了所谓的红旗法,红旗法一出现了之后蒸汽车速度不能超过人,每一辆蒸汽车前面要举着一个红旗,叫做红旗法,最后这些公司都破产了。

  由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,给我们带来产业政策悖论,当我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时,我们是以某种共识的存在和创新的可预期性为前提。按照定义,创新是不确定的,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没有共识,不可预测。

  反过来,如果一个东西大家可以达成共识,所有的人,大部分人认为是对的,它已经不再是创新了。同样,我们可以讲,如果一个东西能够达成共识的话,我们也不需要产业政策,因为达成共识的事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自觉做,有利可图,就不需要我们专门出台这个产业政策了。

  产业政策的自我证成,一种政策好像证明自己是对的,其实它是不对的。政府要鼓励养狐狸。另外一个政策说养狐狸的人可以得到财政补贴,可以得到免费土地、优惠的信贷,甚至他们的孩子可以优先上大学。

  如果所有经营狐狸的这个商家可以做到补贴,吃狐狸肉、吃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补助,如果任何人要养其他动物或者其他吃其他动物的肉,你必须先养一定量的狐狸,这样才可以养羊、养猪。那么狐狸这个产业一定会发展的很兴旺。

  如果再进一步,政府出台一个政策,这个政策说任何人如果你养了非狐狸的动物,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,那么养狐狸产业就可以变为了最大的养殖产业。但是这不能证明养狐狸这个政策是对的。

 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产业政策自我证成,但不能证明它是对的。这是有针对性的。

  我们现在来看新能源汽车,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,各种各样的补贴,2025年政府不再允许使用燃油车,都只能使用电动车,那个时候燃油车会被淘汰,但是这也不能证明鼓励电动车的政策就是对的。因为用政府的政策消灭了其他可选项这是非常危险的??吹揭话俣嗄昵叭加统岛偷缍稻驮诰赫?,最后燃油车成功了,这是靠市场的成功。

  今天,新的技术出现了,可能未来电动车完全替代燃油车,但是我的意思是说,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来完成这些工作,我们可能消灭了也许更有潜力的技术。

  我们过去一百年来,燃油车的效率提高了八倍,电动车的效率提高了不到两倍,而且燃油车本身的进步潜力仍然非常大,所以说,我们只能留给市场来鼓励,而不是政府鼓励这些事。

  市场与计划的区别。简单来说,市场经济是分散的,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计划经济是集中决策,有一批聪明人,专家他们制定一些计划,政府说了算。

  有人问,市场就不犯错误吗?市场当然会犯错误,任何体制下都会犯错误,因为人本身不是完美。计划和市场最大区别是什么?最大的区别就是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纠错的机制。

  假如说一个企业家他作出了一个错误判断,企业其他企业家发现可以赚钱,也就是说每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都是其他企业家赚钱的机会,这市场竞争下总会有人挑毛病纠正错误,尽管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决策失误,但是最后经过竞争,适者生存,留存下来都是有生命力的技术和产业。

  相反,在计划经济下出现了错误,谁来竞争错误呢?没有人来竞争错误。有一些犯错误的人,做出错误决策的人自己不会纠正错误,因为纠正错误他没有脸面了,丢人了,其他人也不可能纠正错误,因为你纠正了错误,就是得罪人,你自己得不到好处。

  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下犯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,小错误变为了大错误,尤其是计划经济下,我们可以看到连带掩盖错误。原来计划一百万做成的事,现在计划投入十个亿,你说做成功了,其实是做失败了。

  这样一个原因,使得计划经济包括产业政策,所有的这些决策,最后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负面的东西也更多。所以我们要想让技术得到有效的发展,真正变为一个社会的创新,一个社会的创新我们是要让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筛选什么样的技术、什么样的产品、什么样的产业是最有前途的。

  现在大家有一些对产业政策定义太宽,几乎所有政府都叫产业政策,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,不太容易聚焦。

  当然了,产业政策转变比不转变好。像过去那样的产业政策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,减少伤害也是一种进步。我刚才讲的东西,并不是说不适合,我只是针对高新技术。王勇讲的很清楚,那些产业更没有必要制定产业政策。

  为什么?如果大部分人都看得清楚的事情,企业家里一定就有人看的比大家更清楚。比如说,中国过去那些各种技术的引进,企业家是削尖脑袋在改变。从最简单的乡镇企业粗制滥造的落后方式,到很现代化的工厂,不是政府要求变的,只要你不阻止,他都会引进,恰恰政府引进的一些东西反而出了大问题。

  传统新型的产业给产业政策提供不了帮助,只能提供误导,老的产业,只要让企业家做,那么它自然有办法也有积极性做好这个事情。

  王勇所说的“有为政府”其实我更喜欢周其仁所说的话,“降低制度成本”,政府只有不用政策法律的办法阻碍企业家做事,这个企业家就会发展出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些东西,所有的企业家出国考察都会得到很多东西。

  我还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相反的东西来论证,如果我们一开始制造了冤假错案,我们再平反冤假错案,不能证明没有你就不能平反冤假错案,也不能证明没有你就没有冤假错案。

  真正转型的是什么,是转向市场化,废除阻碍企业家的行为、企业家创新、企业家的创业这样一种制度,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,我不主张跟某一些人,哪怕你很伟大,马云、马化腾也不要给他任何优惠政策。

  这种优惠政策不仅仅是不公平,而且阻碍未来进一步的发展,这些已经成功的企业家,只要政府不?;に?,他必须不断的努力,才能够保持先进。

  而且我们知道要新的年轻一代老想推翻它,老想取代它,这是好的事情。我不主张给任何人、任何企业家的优惠政策。

  我想最重要的是什么,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,我们需要政府?;っ扛鋈说钠降热ɡ?,包括财产权,这是政府最应该做的。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权利?;ち?,每个人享受充分的自由,这包括创业的自由,创新的自由。

  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就会很好的发挥出来。如果说在这些方面不做努力,我们的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,包括知识产权得不到保证,另一方面产业政策说我们在鼓励这个,鼓励那个,我认为这是不太恰当的。

  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非常复杂,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程序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一个领导人?;褂幸坏?,中国还有很多游说型的集团也非常重要,有的时候像房地产的政策,很多都是房地产企业在这当中发挥的作用很大,有的时候甚至于一个偶然事件会引起政策的调整。

  要说中国政策很灵活,是的,但即使一个国家太灵活的东西多了,尤其是从政府来讲,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,政府需要坚持一些原则,这些原则上个人的自由、企业的自由选择。

  但有的时候这种灵活性,弥补了一下我们这个体制的局限,比如说中国什么都不能做,但实际上都能做成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远、理想的治理状态,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状态,还是要有很大的改变。

  李燕刚才讲的非常清楚,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“倡导什么和“强制做什么”两个区分快来。计划生育,我们提倡大家少生孩子,30年前-40年代,和我们用强制的手段,包括一个公职人员多生一胎就开除公职,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
  包括企业家里要做决策,我是鼓励政府需要广泛的传播,政府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公开的,企业家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参考,这就是有意义的。因为政府有一些信息是别人没有的。

个人简介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、经济学教授,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,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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